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体户口”的方式落户。这类户籍的奇特之处是，它和民政部门的规定、计生政策相互作用后，只要集体户口者没有在这个城市拥有房产或直系亲属，他就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为何结婚难
“结婚是人权，怎么可能买不了房子就结不了婚？”从北京大学毕业三年的杨蕾，就被一本房产证和一张集体户口卡阻挡了婚姻。
杨蕾“结不了婚”是因为陷入了由房地产市场与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组合起来的荒诞怪圈：
杨蕾在广州工作后，成为了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杨蕾也面临这个选择。杨蕾的集体户口如迁出落成“家庭户”，就必须要把户口落在当地房产上。但广州的房子太贵，杨蕾的月薪虽然达8000元，但她和爱人仍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就“落不了户”。由于他们的现状已表明“迁不出户口”，所以人才市场就不会把户口卡给杨蕾。没有户口卡，民政局就不愿给她办结婚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仅仅因为她是集体户口与无房一族，她就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这种阻碍了杨蕾结婚的户口，是由业缘关系共同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户的户籍。杨蕾要结婚，就得成为“家庭户口”，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立户。所以，集体户口是介于临时户口与常住居民户口之间的特殊户口。
杨蕾也曾绞尽脑汁想突破这个由“特殊户口”设下的怪圈。
她曾给人才市场写“保证书”，保证“只要把户口卡给我去办一下结婚证，我就在一个月内把户口迁出去”。但人才市场看她拿不出房产证，也就能判断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马上迁出户口去落户的，所以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后，杨蕾就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山西小城，但当地派出所不接收，“往北京广州迁可以，往回迁不行。”杨蕾一家四处托关系，甚至向当地一市级官员求情，但仍无果。她也想过找在广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义落户，最终也没成。
经历半年折腾，杨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办个酒席，“证先不领了，太痛苦”。
杨蕾只是“集体户口”结婚难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国数量庞大的外地毕业生（每年毕业生均在600万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业的学生将不是小数目），将户口档案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迁入各地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如果他们买不起房又想结婚，就会面临和杨蕾一样的困境。
但即使人才市场发了慈悲心，把户口卡给杨蕾办结婚证，如果她生了孩子还没有房产，孩子就仍会是身份不明的“黑户”。
1992年始，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地，逐渐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但不少城市户籍制度中仍保留了集体户口“须有住房”才能为子女上户口的规定。
类似的遭遇让杭州市民张剑很苦恼。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成为“黑户”，身为博士的他“深感自己无能”，此皆因为他和妻子都是杭州某人才市场“没有房产”的集体户口。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杭州的房价天价般高高悬挂，买不起房子，经济适用房条件又符合不了，集体户口不让孩子落户，又无法转回农村老家。”
一位户籍在山东枣庄的网友在网上介绍经验，如果夫妻都是集体户口孩子落不了户，就贿赂房产开发商，伪造一份售房合同让孩子落户。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户口即使有了房产，生出来的孩子仍可能是黑户。
已住北京5年的陆欣欣就碰上了这一难题。
她大学毕业后集体户口放在武汉市人才市场，她的丈夫是中科院博士，他们在北京买了房。但由于她的丈夫马上要出国去做研究，集体户口就落在北京市留学服务中心。按北京市规定，此类“学生集体户口”，即使有房产也不能转为“家庭户口”。
就在丈夫出国前，陆欣欣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但由于她和丈夫没有家庭户口，腹中孩子就可能成为“黑户”。为此她伤透了脑筋。
他们计划孩子出生后就带出国，办护照就需要给孩子尽快落户。陆欣欣的集体户口不能带小孩落户，人才市场说只要有亲戚、朋友在武汉，就可迁出正式落户。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愿帮忙，但武汉市公安局不批，于是她只能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说已结婚的不能将户口迁回；未婚才可以”。
连云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给她提出两个方案：让她在当地找个工作，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转回来；或者在连云港买个房子，就可落户。陆欣欣不由一声哀叹：“荒唐透顶！”
无锡好像个可以啊，我就是用集体户口领的结婚证。
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体户口”的方式落户。这类户籍的奇特之处是，它和民政部门的规定、计生政策相互作用后，只要集体户口者没有在这个城市拥有房产或直系亲属，他就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为何结婚难
“结婚是人权，怎么可能买不了房子就结不了婚？”从北京大学毕业三年的杨蕾，就被一本房产证和一张集体户口卡阻挡了婚姻。
杨蕾“结不了婚”是因为陷入了由房地产市场与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组合起来的荒诞怪圈：
杨蕾在广州工作后，成为了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杨蕾也面临这个选择。杨蕾的集体户口如迁出落成“家庭户”，就必须要把户口落在当地房产上。但广州的房子太贵，杨蕾的月薪虽然达8000元，但她和爱人仍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就“落不了户”。由于他们的现状已表明“迁不出户口”，所以人才市场就不会把户口卡给杨蕾。没有户口卡，民政局就不愿给她办结婚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仅仅因为她是集体户口与无房一族，她就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这种阻碍了杨蕾结婚的户口，是由业缘关系共同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户的户籍。杨蕾要结婚，就得成为“家庭户口”，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立户。所以，集体户口是介于临时户口与常住居民户口之间的特殊户口。
杨蕾也曾绞尽脑汁想突破这个由“特殊户口”设下的怪圈。
她曾给人才市场写“保证书”，保证“只要把户口卡给我去办一下结婚证，我就在一个月内把户口迁出去”。但人才市场看她拿不出房产证，也就能判断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马上迁出户口去落户的，所以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后，杨蕾就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山西小城，但当地派出所不接收，“往北京广州迁可以，往回迁不行。”杨蕾一家四处托关系，甚至向当地一市级官员求情，但仍无果。她也想过找在广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义落户，最终也没成。
经历半年折腾，杨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办个酒席，“证先不领了，太痛苦”。
杨蕾只是“集体户口”结婚难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国数量庞大的外地毕业生（每年毕业生均在600万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业的学生将不是小数目），将户口档案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迁入各地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如果他们买不起房又想结婚，就会面临和杨蕾一样的困境。
但即使人才市场发了慈悲心，把户口卡给杨蕾办结婚证，如果她生了孩子还没有房产，孩子就仍会是身份不明的“黑户”。
1992年始，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地，逐渐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但不少城市户籍制度中仍保留了集体户口“须有住房”才能为子女上户口的规定。
类似的遭遇让杭州市民张剑很苦恼。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成为“黑户”，身为博士的他“深感自己无能”，此皆因为他和妻子都是杭州某人才市场“没有房产”的集体户口。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杭州的房价天价般高高悬挂，买不起房子，经济适用房条件又符合不了，集体户口不让孩子落户，又无法转回农村老家。”
一位户籍在山东枣庄的网友在网上介绍经验，如果夫妻都是集体户口孩子落不了户，就贿赂房产开发商，伪造一份售房合同让孩子落户。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户口即使有了房产，生出来的孩子仍可能是黑户。
已住北京5年的陆欣欣就碰上了这一难题。
她大学毕业后集体户口放在武汉市人才市场，她的丈夫是中科院博士，他们在北京买了房。但由于她的丈夫马上要出国去做研究，集体户口就落在北京市留学服务中心。按北京市规定，此类“学生集体户口”，即使有房产也不能转为“家庭户口”。
就在丈夫出国前，陆欣欣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但由于她和丈夫没有家庭户口，腹中孩子就可能成为“黑户”。为此她伤透了脑筋。
他们计划孩子出生后就带出国，办护照就需要给孩子尽快落户。陆欣欣的集体户口不能带小孩落户，人才市场说只要有亲戚、朋友在武汉，就可迁出正式落户。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愿帮忙，但武汉市公安局不批，于是她只能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说已结婚的不能将户口迁回；未婚才可以”。
连云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给她提出两个方案：让她在当地找个工作，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转回来；或者在连云港买个房子，就可落户。陆欣欣不由一声哀叹：“荒唐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