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无锡的生活成本这么高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食品消费只占生活成本指数很小一部分

●生活成本指数和百姓生活成本相关吗
●无锡的生活成本指数为何这么高
●生活成本高就是生活质量高吗

去年以来，由瑞士美世咨询公司公布《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指数调查报告》（以下称《成本报告》）而引发了种种的热议，不久前，2004年度的《成本报告》又新鲜出炉。排名的先后引人关注，原因在于：无论在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各类企业的发展计划里，或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算盘上，“生活成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决策。
影响范围：针对总人口的0.5％，触及其余的99.5％
生活成本，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与房地产营销策略相关的概念。一般认为，一个半径为5公里的生活圈，是基本的生活成本的核算基础，超过部分将相应增加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概念内涵首先包括交通的因素，如乘坐公共汽车、出租车、自驾汽车或步行等各种出行方式的成本资金；其次是交际的因素，包括建立、维护、升格交际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其三，人们日常用于生活的各种开支也被纳入到成本核算的清单之中。
因此，旨在“帮助政府及跨国公司在派遣外籍员工时决定他们的津贴，以维持他们的购买力”的这份年度《成本报告》，在调查时选取美国纽约市为基准城市，指数设为100，调查期间，对全球各地选取的“同一”商品进行价格比较，调查各城市10大类总共超过200项内容的相对成本，商品价格则在外籍人士经常光顾的高、中、低档三类商店内采集，涵盖日用品、服装、耐用品、饭店、酒吧和咖啡屋、洗衣店、俱乐部、汽车、住房及商务酒店等消费领域。
美世人力资源中国区全球信息服务业务总监张世东介绍：“这个生活成本指数排名并不是针对普通居民，而是为特定服务对象作为其为海外人员设计薪酬体系的一个借鉴。这份报告的公布，不是以此为线索来比较全球各个城市的发展状况，而是为跨国公司或政府机构向外国派出人员时，提供一个如何来确定合理的薪酬水平和福利水平的依据。”
在伦敦上大学、家境优越的上海女孩Jennifer告诉记者：“上海的Esprit专卖店里，同样的衣服比在英国还贵。”在2004《成本报告》中，伦敦排在第二，上海排在第十六。Jennifer算了一笔账：上海一普通职业者月收入2500元人民币，他用于供房（或租房）的支出在1000元以上，在上档次的餐馆美味一顿的支出在100元以上；伦敦一普通职业者，月收入2500磅，用于供房（或租房）的支出约700磅，在同等级的餐馆用餐花费约10磅。在以上比较中，Jennifer
并没有把英磅兑换成人民币来计算，她认为此举只对“在伦敦赚钱，在上海花钱”的人群有意义，而这类人群所占的比例是很少的。
咋舌于国内大城市生活成本之高的Jennifer，账也许算得并不准确，但像她这样的人，实际上正属于美世咨询公司制作《成本报告》的咨询服务对象：外企驻沪外籍人士或消费水平与前者相若的“国际标准人”。接受采访时，美世咨询上海公司总经理陆强很有把握地表示：“这部分人口不超过该城市总人口的0.5％。”
那么，对于另外99.5％的城市居民来说，该排名是否就没有意义？换言之，居住在一个生活成本位于全球前列的城市，绝大多数人是否并不会受到影响？
由于身居上海，陆强就以上海的房价为例，他引用《成本报告》中的数据说，“上海的日用品都是很便宜的，但房产、教育和购车费用这几宗高价消费抬高了上海的生活成本总额。”原因在于，“高标准的住房的供应量不够，服务能力有待加强，综合起来运作成本就高了”，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居长安，大不易”的感慨自然就不止于境外人士了，本地居民同样地、甚至更不轻松地面临购房还贷的难题。由此可见，高成本的压力是共同的，只是到达不同消费阶层的力度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已。
“成本过高”有可能成为“成本劣势”
反过来想，作为一份参考数据，似乎也不必对“高成本”闻之色变，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如东京、香港、伦敦、纽约、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多功能城市，就更不可能在“生活成本”上有过多的下降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处的位置符合我们的城市发展规划吗？
虽然说不上来各个城市在排名表上合理的位次，但陆强表示：“肯定不应该是现在这么高的成本指数”。
144个城市中，中国内地占有10个，其中甚至包括无锡这样的长三角中等城市。这固然是城市繁荣、地皮“金贵”的体现，但是否会影响到投资方的决策？
“生活成本”一方面是为指导海外公司定制派驻人员薪酬的权威参考，一方面也自然被引为外资企业在开拓内地市场前后进行通盘运筹的因素之一。陆强认为：近年来，部分跨国公司将其区域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与香港地区生活成本偏高不无关系。此外，有人还认为，近来出现的苏州引进的外资数已不低于上海，这种“三级跳”的轨迹中，似也不乏决策者们对各地的“生活成本指数”有所考虑。
在讨论“为什么无锡的生活成本这么高”时，陆强认为，在无锡的外籍人士较多，但“当地能满足国际标准的商品价格偏高”，简言之，这就是供求关系的生动体现：被需要的东西少，自然就贵，那么成本就高了。
不光是无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曾遭到“成本过高”的质疑。
何谓“成本过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桂勇认为：高成本的运作必须依托高额的附加值，整个过程才能被承受；倘若高成本的运作产生的是低额的附加值，整个过程最终将被证明“不能承受”，那么成本就“过高”了。根据我国现有的建设水平来看，哪怕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成本过高”也是玩不起的奢侈游戏，因为我们谋求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正在于“成本低廉”。在近日召开的一次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指出：只有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保持商务成本和劳动成本的低廉，才能不断地保持经济发展。城市化优势在于降低成本。“成本过高”，竞争优势就会下降，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这就是“成本劣势”。
目标：生活成本降下来，生活质量提上去
越是闭塞落后，某些生活成本就越高，要解决“成本过高”问题，只能坚定地走国际化道路，这是陆强的观点。
当优秀的管理方法被引进并且成功地本土化之后，城市的成本才会真正降下来；当政策、法规与国际接轨，达到一定的高效与透明之后，城市成本运转的种种瓶颈也就得以打开。如此，各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便有可能“各安其位”，到达一个合理的位次。
经济学者认为，生活成本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地位在提升，它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反映，也可说是争取权益的口号，因为它是社会交换关系中的一种个人利益的主张，是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维护。
但“生活成本”不是考察一个城市的生活指数的惟一指标，美世公司通常就会同时发布《全球生活质量指数报告》，以便人们综而观之。
在后一份统计数据中，上海较去年提升24位列于107位，北京从135位上升3位，其后依次为广州136位、南京142位、沈阳157位、吉林167位。从这两份数据看，确有一些城市是“成本高质量不高”。可喜的是，通过比较，“成本下降，质量提高”的趋势非常明显，经手统计数据的陆强显然对上海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印象极为鲜明，他评论道：“趋势很好，非常有希望。”
事实上，在海外公司决策者的全盘考虑之中，“生活成本”与“生活质量”所代表的利益取向极其重要，但并非首要。笔者从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获悉：对《成本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他们会作为参考，尽管存在“成本偏高”等问题（有企业表示他们通过聘用“海归”一族来尽量避免“成本过高”），但中国内地的无限商机与发展潜力仍然构成他们开拓内地市场的信心基石。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哈哈，无锡的收入水平低，但是消费水平却不低，所以生活水平就高！！！

哈哈，无锡的收入水平低，但是消费水平却不低，所以生活水平就高！！！

素啊！！！